中美新药审评的共性思维

发布日期:2013-04-19

  美国FDA自2004年颁布“关键路径”指导原则以来,一直对审评质量和速度与行业研发产出率低下做出平衡。近年来,美FDA在新药审评方面的科学性要求也日渐被业界关注,特别是2012年,FDA共批准了39个新分子实体,以癌症药物和罕见病药物所占比例较高,这其中所反映出FDA在新药审评思维上的一些变化,对于药企研发策略和国际临床需求变化都是一个风向标,同时,对于中国的新药审批审评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为此,医药经济报记者特别专访了曾经在FDA新药审评部门工作12年之久的赛诺菲集团药政副总裁、亚洲区兼中国药政与医学政策主管李宁博士,从专业角度为我们解读中美药政当局对于新药审批审评的监管思维方式的异同,以及中国新药审批可能借鉴的发展方向和原则。

  把科学性放第一位
  
  记者:过去几年,FDA的审批效率因过于保守而令业界诟病,但2012年批准了这么多新药,您认为是怎样的审评思维导致了这一变化?
  
  李宁:这样的变化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科学的不断进步。在39个新药当中,大多数是针对肿瘤靶向治疗和罕见病的。现在有很多抗肿瘤药,比如传统的化疗药物,缺乏特异性,对一些具有特定生物标记的肿瘤不敏感。随着对生物标记物和其作用机制认识的不断深入,具有针对特定靶向的药物才会有更好的疗效。相对于广谱抗肿瘤药而言,其适用人群具有了特定性,用药人群相应显著缩小,从这个意义上讲,针对肿瘤生物标记物细分适应人群的抗肿瘤药物,也相当于罕见病用药。
  从审批角度来讲,由于FDA对疾病的了解以及对于科学发展和进步的反应相对较快,因此技术审评和决策的速度就相应较快。把科学性放在第一位是FDA的审评理念,而不是单纯依据法规条文。事实上,中国的药政监管部门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这个原则。一个显著的变化和突破是:中国药政部门对于临床急需用药的审批并不完全拘泥于法规条文,而更依靠科学审评。其速度较之从前有很大提高。2012年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中国监管部门仅用了10个月就批准了靶向抗肿瘤药克唑替尼的上市申请。
  第二是临床需求,如果一个产品具有临床需求,并且在科学把握上比较完善,相应的审评和决策的速度就会比较快。2012年FDA批准的药物都是在不同治疗领域中具有临床需求的产品。
  
  满足临床急需为先
  
  记者:在去年FDA最新批准的药物中,癌症药物都获得了FDA的快速审批或优先审评。中国CDE近年来也在加紧研究关于特殊审批路径的标准,对此您有何建议?中国的新药审批能否借鉴相同的理念?
  
  李宁:对于临床急需的概念,中美由于国情的不同可能有些差别,FDA把满足病人临床急需作为审评批准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可以在FDA对孤儿药和小众抗肿瘤药的批准中体现。为什么临床急需可以高于法规限制呢?第一,从FDA的法规立法程序的实践来看,往往是先有案例再有相应的法规制定。例如FDA在若干年前就突破既定法规对生物类似物的限制批准了一些生物类似物,随后才参照批准的实践过程制定了针对生物类似物的法规。第二,科学进步的速度往往远大于法规出台的速度。中国的药品管理法在修订,但是怎样修订,还拭目以待。希望新法规能够给科学进步和临床急需留出更多空间。
  从CDE角度来看,快速审评的第一个原则应是临床急需,其他因素如药价,CDE作为药品技术审评部门可能无需作为药品是否可以被批准的一个考量。在FDA的新药审评中,不会过问这个药的价格,而是判断它是否能满足目标人群的临床急需,这也是科学的一部分。罕见病用药的价格高昂众所周知,但由于其满足了极小众群体的临床急需,因此FDA都给予快速审批。
  快速审评的第二个原则应是尊重和接受科学发展进步的动态特点,科学评价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FDA在审评过程中不会把一个药是否比另外一个药更安全或更有效作为一个批准的标准,而是注重药品本身的科学基础和临床急需。
  此外,药品审评从法规角度来讲,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国家总体法律监管的不断进步,药品审评的相关法规也应更加体现科学化。例如目前对于临床试验病例数的问题,法规要求是100对、300例,为什么我们需要300例?300例的合理性是什么?这些类似的问题应基于药品本身的研发基础和临床应用去回答,而不应在法规中量化体现。
  
  机构设置可做大文章
  
  记者:目前中国对于新药审批的重视程度日益加深,但CDE可以利用的资源仍然有限,对此您有怎样的建议?
  
  李宁:中国可以借鉴FDA的一些经验,资源确实是一方面,还有合理利用的问题。无非就是开源节流,开源指国家要增加编制,充分利用现有省局和外部资源。节流上,提高审评和决策效率,改变现行审评程序,比方说创新药和仿制药分开。当然可能也遇到一些问题,如造成仿制药工作量非常大,一些与仿制药相关的申请预计要排五六年的队。
  另一方面,充分授权到地方药监部门,以减轻国家总局的工作量。从总体看来,FDA系统的人数全美国有1.2万人左右,全中国从事监管的人数显然大大高于这个数量,每个省市县都有药监。关键在于从总的人数上如何发挥作用。美国CDER有4000余人,但这些人实际上包括了类似于中国受理、审评、GCP、GLP、GMP监管相关的收、审、批、查、判、罚等所有人员,也包括了行政及现场人员。一个CDER其实做了类似于CFDA四五个部门的工作,中国监管需要提升的是技术审批人员及人员的协同效应,中国的监管部门如何优化机构设置是一个大课题,是配置、协调的问题,可以做一篇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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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审评新火花

  耶鲁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显示,与加拿大和欧洲的药监机构相比,在2001~2010年这10年间,美国FDA审查新药申请的速度更快、数量更大,借鉴美FDA新药审评思维,或对我国药审政策改革有所启示。
  这其中不得不提的是《FDA安全与创新法案》(FDASIA),该法案于2012年7月9日正式生效,授权FDA向企业收取用户费用以支持创新型新药、医疗器械、仿制药和相似生物制品(生物仿制药)的评审。该法案重新授权了两个项目,其中之一是对1992年开始实施的《处方药申报者付费法案》(PDUFA)的第5次重新授权(另外一个是对2002年实施的医疗器械用户付费法案MDUFA的第三次重新授权),这部法案每5年重新授权1次。新的法律保证,FDA将继续接收稳定的资金来源,在2013~2017年间,履行职责以保护和促进公众健康,向市场推出重要的新药以帮助患者。
  新的FDASIA法案除了继续授权FDA收取处方药和医疗器械企业的用户评审费用之外,还将对仿制药和相似生物制品(生物仿制药)采用同样的方法,加速和提高仿制药的审批。
  此外,在加速审批方面,FDA不仅扩大了获得临时性药物审批的条件范围,而且还加速了患者对未能满足需要的药物的获取。其中,《改革管理环境以加速治疗手段获得》(TREAT)和《更快地获得专门化治疗法案》(FAST)
两项议案规定,针对那些没有有效治疗方法的疾病来说,任何靶向它的药物都应该得到“加速审批”的资格。
  在上述新机制下,制药商可以使用3种各自不同的机制以加速某种新治疗方法的市场进入。TREAT和FAST两部议案都明确,加速审批应该适用于一种范围广阔的“严重疾病或者危及生命的疾病”。
  目前,FDA已经使用的加速审批方案主要应用于癌症和艾滋病领域,在这个领域,对应于更加广义的临床结果(例如总存活率)的替代标记物已经建立。

2013年4月19日    来源:医药经济报